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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上辈骄傲——
　　读《川人大抗战》
　　
　　题记：让我们在心里为他们上炷香吧
　　
　　如今，６０多年前那场悲壮的抗战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身历抗战的老人们基本上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的年青人对我们川人当年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已经非常模糊。说到四川人的抗战，一些青年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李老栓”、“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以及以《傻儿师长》中川军用尿淋坦克中的日军这样的搞笑镜头。
　　历史不可忘记。在６０多年前的那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大抗战中，四川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直到抗战胜利，四川的征兵额达到３０２万５千多人；为完成抗战军用机场的修建，川人服工役的民工总数达３００万以上；粮食是抗战的主要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总数在８０００万石以上，四川供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贡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为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为正面战场贡献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中国的抗战军队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故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出川抗战的３５０多万川军，有６４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高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川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以说，缺少川人的抗战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川人的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中浸透了鲜血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为此，当时的《新华日报》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代表全国人民对我们川人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表示了衷心的谢意。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多数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对川人的抗战不够了解甚至冷漠。感谢郑光路先生，他撰写的《川人大抗战》一书，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当年川人在抗战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每一个重大史实都注明了出处，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并配有近２００幅极具历史价值的照片，使该书图文并茂，更加引人入胜。
　　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我以极其虔诚的心情读完了这部４０余万字的巨著。不敢独享，于是把心得介绍给蜀州的各位朋友。
　　
　　９１８事变爆发以来，川人的反日运动日渐高涨，１９３６年，日本企图在成都设领带馆，遭到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８月２４日，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民众游行大军到达大川饭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当场将田中武夫，濑户尚打倒在地，另两名日本人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逃到正府街一家香烟店时被群众追上，被分别拖出打死在华阳县政府门前。后查明，来川的四个日本人，都是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的成员。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川人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中。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刘湘应邀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行前在欢送会上，刘湘慷慨陈词：“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在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８月１４日，刘湘飞返成都，次日即在督院街省政府大礼堂召开四川军政首脑会议。８月１８日，管辖川、康两省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约见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等军事将领，召开川军抗战出川协商会议。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于是，几十万川军，身穿破旧的军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政权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实际上蒋能治理的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余地区仍在各个军阀的统治下，他们不仅相互混战，还经常与中央政权大打出手。这种分裂状态也是中国的抗战打得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保住自己的军队，不惜放弃大片国土，最终被枪毙。而四川军方虽然以前打过不少丑恶的内战，但在抵抗外敌入侵时他们却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正面战场的各路军队中，川军是最穷的一支部队。他们穿着短裤、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背着大刀、斗笠、背包，有的步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即来复线，以保证子弹头离开枪管后高速旋转前进避免打转）几乎被磨光。到达战区后，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川军竟然没有棉衣！
　　但尽管如此，川人在抗战中却表现得极其英勇。《川人大抗战》一书详细地记载了川军参加的各个重大战役。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列几起有代表性的战斗。
　　出川后，川军每天要走１００多里地，宿营后还要连夜打草鞋。一直行军到湖南辰溪才乘上船。而这段５０多天的路程，川军只走了２４天。到长沙后再换乘火车赶赴淞沪战场。川军１２日到达上海，１３日就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团长向文彬４０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展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桥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向文彬团在这次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硝烟弥漫中清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４人，士兵只剩１２０余人！据不完全统计，除团长林相侯、营长弋厚培等３人阵亡外，营长负伤２２人，连、排级军官伤亡２８０余人，士兵伤亡７０００余人，所余部队只有５０００余人。另一支川军４３军接防大场防线。师长刘石卿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正是１０月中旬，白天敌机轮番轰炸，房屋、树木无一幸免，敌军陆上、海上几百门大炮和一批批飞机又不断轰炸，有时还派出十辆、八辆坦克向我方阵地直冲……我军阵地周围，战士尸体成堆，残肢断体在竹林、树梢上随处挂着，其牺牲之惨重，非笔墨所能形容！”
　　再如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时任２３集团军中将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率部２０００余人到达前线。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饶国华即上书请缨杀敌。出发前，他回家乡省亲扫墓，祝老母７０寿辰。他拜托业师伍钧老先生说，“此行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学生如幸得马革裹尸还，学生家属尚望恩师照顾！”行前又对妻子兰紫仙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母年高，只有靠你尽心奉孝了。”
　　战斗中，饶国华部陷于敌三面包围中，官兵仍浴血奋战，寸土不让，饶国华最终悲壮殉国！川军以自己的牺牲，延滞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掩护了中国主力部队的撤退。
　　饶国华将军为国捐躯后，被追授为陆军上将，其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据《资阳县志》记载，人们向饶国华母亲吊唁时，这位坚强的老太太垂泪说，“我生的儿子为国而死，这是大好事啊，我宁愿受你们祝贺也不接受你们的吊唁。”
　　在台儿庄大战中，川军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川军１２２师王铭章部防守滕县。王铭章是四川新都人，大战前夕，王铭章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给家里预留遗嘱：“日寇入侵，国家危在旦夕，我知道我们是以弱对强，很可能战死，这是我的夙愿！……我死后，你们要和睦相处，不必孀居，可以改嫁，任何人不得阻挡，家产大致分了一下……”
　　滕县战斗中，矶谷的第十师团，打了四五天才攻下滕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王铭章身中两弹，此时日军见众多的中国士兵簇拥着一人，知是中方的高级将领，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抓活的。王铭章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县长周同跳下城墙自杀，其余重伤川军拉响手榴弹自尽，誓死不当俘虏！
　　１９３８年２月，３６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率部参加山西前线战斗，日军在大量空军掩护及优势炮兵、坦克配合下，向东阳关侵犯。川军所用武器都是川造，质量极差。川军虽奋力抵抗，但装备悬殊，川军死伤累累。２１日晚，川军弹尽援绝，官兵们用破枪、砖石、拳脚与敌军肉博，无数忠勇的四川儿女血洒战场。守城司令李克源等督促士兵肉博巷战，亲率预备队，逐街战斗至深夜才从南门撤出。李克源和副司令李克渊、参谋长李浩东等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官兵与敌拼杀至死。营长杨岳泯，连长夏抚涛、杨显模等，负重任后宁死不作阶下囚，举枪自尽……５月，李家钰部遇敌伏击，经浴血奋战，李家钰最终以身殉国。他是川军是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
　　川军抗日英雄不止于上述将领，我们耳熟能详的“哈儿师长”即是以８８军军长范绍增为原形的。
　　八年抗战中，川军足迹遍布全国战场，先后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西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
　　川人为抗战做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正面战场，作为国家抗战的大后方，后方的川人也为抗战做出了惨痛的贡献和牺牲。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轰炸重庆，无异于对平民宣战，其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国人放弃抵抗投降。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８日，日机１８架首次轰炸成都。其中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７日，日机１０８架轰炸成都，这是成都受到最为惨重的一次轰炸。日机轰炸成都时我的父亲是防护团救护队的成员，他生前经常给我讲当年日机轰炸成都时的经历。如有次他的一位朋友躲在一鱼塘处，以为安全，殊不知突然飞来一块弹片，一下子就把这人的下巴整个削掉！在日机轰炸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时，被炸得飞起来的人的手臂、腿脚挂公园的树梢上，到处都是。除成、渝两地外，四川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
　　日机的轰炸使后方人民认识到必须加强空军的建设，于是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开始了。献机热潮先在重庆展开，各小学学生率先响应，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戏剧界筹献“剧人号”，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筹献“新军人号”，市１１中学生筹献“青年号”……紧接着献机运动席卷全川。
　　国难当头，军粮成为抗战中一个重要问题。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的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除“田赋实征”外，又实行“借征”。四川由于是大后方最为富庶的省份，无论是实征还是借征，四川都远远高于外省。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产粮区都沦为沦陷区，全国粮食供应万分紧张，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靠四川供应。于是四川省政府制定措施，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二餐制。
　　仅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四川共征收稻谷８２２８．６万担，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３８．７５％，稻麦总量的３１．６５％．这么多粮食，是从四川这头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和奶，是四川老百姓勒紧裤带做出的奉献！
　　四川还每年向前线输送１０万至３０万壮丁，成为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四川八年总计征壮丁２５７８８１０人，占全国五分之一强！这个征兵数还不包括西康省（西康原从四川分裂出去，后又回归四川）征的３０９３８人以及特种部队及军事院校征的１０余万人。如加上以上数字，四川共征收壮丁近３００万人（还不包括各集团军自行回乡招募之数）。这个数字再加上川军７个集团军４０多万人，总计３５０多万人，也就是说，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上前线，难怪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当年川人为保卫国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西充八百壮士赴国难”。１９３７年８月，西充人民利用“古佛会”活动宣传抗日，当天就有１０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义勇壮丁队。后报名人数继续增加，仅占山场就有１８人报名。当地联保主任及士绅专门办酒席欢送，以后西充共有８００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壮丁们出发时，公路上站满了送行的人。西充义勇壮丁年底补充到川军二十六师（即在淞沪大战中立下了战功的郭汝栋部），１９３８年在江西与日军作战，伤亡１０余人。１９３９年攻南昌，又伤亡１００余人，１９４０年再攻南昌，战斗异常激烈，军长陈安保阵亡，西充壮丁伤亡３００余人。两次攻南昌阵亡的川军官兵尸骨，都埋在异乡的江西进贤县梁家渡２６师阵亡将士公墓内。
　　１９３７年冬天异常寒冷，青壮年请缨杀敌却形成热潮。安县曲山镇（现属北川县）１００余青年向政府请缨杀敌，成立“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壮丁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从曲山镇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别外出亲人都是祝福亲人平安，然而人们展开这面旗帜时却大吃一惊，原来上面只有一个大字：“死”！右角题了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方用韵体文写了这样几句：
　　国难当头　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　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　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　自学请缨
　　赐旗一面　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　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　勿忘本分
　　１９３９年，四川德阳萧尤军等爱国青年３７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抗日志愿军”，．奔赴抗日前线。
　　新津县的爱国模范、７２岁高龄的高尚奇老先生，把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上抗日前线。
　　……
　　１９４３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第一期四川各地从军者有１．４万人，成都地区有８０００人，第二期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１２．５５万人，两期中共有川人４万以上，居全国之首。这些青年中有１．５万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９个师的番号。
　　十万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远载入史册。
　　大后方的四川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和血几近挤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１９３７年８月的第一次认购１９００多万元的救国公债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同盟胜利”、“兴业”等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１亿元以上，如１９４０年５月才发行了建设公债。８月又发行兴业公债１个亿。而各种捐款、税款更是名目繁多……
　　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日军最后猖獗，攻占中国大片领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少穿，后方人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献金运动。在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将军亲自上台演唱他老家的民歌《爸爸在家》。合川这个小县，至４月１日晚献金总数已达１２５０万元。在泸县的献金会上，一群乞丐用破饭碗盛钱送上主席台。断手断脚的伤兵们，把自己编藤椅、制雨伞义卖所得的１．２万元呈献……盐都自贡的盐工们早在１８４２年的献金运动中就献金１１００万元之巨，冯玉祥再到自贡动员献金时，盐商余述怀一个就献金１０００万元，自贡首富王德谦献金１５００万元。还有献金６００万元而不愿留名者。
　　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起，国民政府决定赶修“特种工程”先后在全川修建空军基地３３座。以便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此工程时间紧、工程量大，都是民工们用血汗筑成．据统计，抗战时全川被征调民工不下３００万人。诗人流沙河事后回忆说，他当年１３岁，也身穿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
　　
　　抗战中，成都留下了许多著名的雕塑。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夫妇１９３９年迁居成都，在成都共建立了１０座雕像，其中７座是纪念牺牲的川军爱国将领和战士的：如盐市口的刘湘像，少城公园的王铭章像，南门刘湘墓园的刘湘立像，中山公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饶国华将军率军前进铜像，北门的李家钰坚守阵地的铜像……但最有名的还是“无名英雄铜像”。当年３００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老的嘱托，坚定地走向抗日的战场。“无名英雄铜像”即是以这些川军为原型塑造的。塑像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揭幕。关于“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老一辈的成都人都记得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传说。有个寒冷的冬夜，一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的卖汤圆的小摊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只顾呼呼地吃汤圆，可眨眼间又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的“无名英雄”从阴间回来吃汤圆啰！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大冷天，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人们流着泪端来一碗又一碗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在重庆同样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雕塑。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垣残壁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高7丈7尺，取名“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又在原“精神堡垒”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战胜利纪念碑”，内有旋臂式梯１４１级，碑上镌刻着八年的抗战史略，碑下埋有纪念钢管。把当天重庆市的报纸、照片、名作、邮票、钞票，以及有关人士的签名、设计图装入钢管内。碑正面面向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碑座有石碑八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及国民政府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熊昌写的碑文，还刻有市长、市参议会的题词。碑内的浮雕碑文是１９４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赠给重庆市民的卷轴译文。
　　岁月如水，如今抗战已经成了历史，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念碑”早已不见了，成都的抗战将领纪念像相继被拆除。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四川抗日将领刘湘的尸骨被从墓穴中拖出来扬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仅存的“无名英雄铜像”又以“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毁。文革结束后，该塑像于１９８９年重塑于万年场。今年又被迁走，原拟于１０底安置于人民公园东大门。不久前我去人民公园，却不见塑像。问及路人，称“无名英雄”在搬运时不慎把他的腿弄断了，只得推迟安放时间（注：此说法非出自官方，且未经证实）。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在人民公园里见到当年出川抗日的军人的英姿。
　　行文至此，让我们一起在心中为当年慷慨赴死的川军将士献上一炷香吧。
　　
　　说明：毋须否认，在抗战中，四川的军政官员不可避免地存在腐败现象，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非空穴来风；抗战后期强拉“壮丁”的现象更是事实。但我们今天要纪念的，当然是我们川人的前辈在国家面临危难时英勇赴死的崇高品质，而不是那时的腐败现象。

四川话写的强文！同学+老乡原创出品！

 

 

最近懒得烧格蚤吃，啥子都没整动，更不要说来更新space了，以致于softginger同学都问起，你不是要写羊肉汤得嘛，朗门子还没写哦,居然还有资阳老乡在巴望倒在，再不写不得行了，也该上四川话普及（简称“川普”）第二课了。前两天又听慕容同学说南门口子上老邓那家呢汤味道比以前撇了，居然有点伤感，然后初步分析可能跟猪肉价格猛涨关系。

 

 

在国内，看惯了年轻人争相读大学，到德国却发现，这里的年轻人似乎更青睐职业学校。过了些日子，就发现职业教育繁荣的好处，因为凡“德国制造”的东西，都有着好品质。这不能不说是职业教育的功劳。

先说三个小故事吧。笔者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买了一支圆珠笔。这笔摔在地上不下十次，但依然可以使用。可笔者在国内的经验是，圆珠笔大体上摔不过一两次，笔芯就会报废。

第二，在德国的各个城市旅行，当地的房价基本上都维持原位或略有下降。在二战之后，中国国内被破坏的状态与德国的情况基本相似，但是德国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家庭数与住宅数基本相当。原因就在于大量的旧住宅简单翻新后就可以使用。笔者一位朋友的房子有120年的历史，本以为是外墙斑驳、室内阴暗的旧房子，但出乎意料的是，不管是外观还是室内，并不比国内的别墅差。

另外，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是非常惬意的事。许多路段没有速度的限制，驾驶员可以以每小时近250公里的速度行进。而德国人介绍，高速公路路面铺装的水泥，平均厚度达到了70厘米，可以起降飞机和行驶坦克。德国人从来没有听说哪个路段出现下陷或塌方事故。

二战后，英国是重要的德国商品进口国。但该国坚持要德国人在他们的产品上注明“德国制造”字样，最早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色彩的惩罚。但过了若干年，人们发现凡是印有“德国制造”的商品质量特别好，在市场上卖得特别好。因此，“德国制造”就在英国成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而现在，“德国制造”在全球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德国制造为何质量那么好，原因有很多。比如德国人的清廉观念，各种路桥施工很少发生腐败案件。如果发生这种事，会被全国的报纸猛烈批评，成为一桩丑闻，甚至可以导致当地的官员被刑事处罚或引咎辞职。这种清廉观念怎么来，其实还是得归功于德国的教育体系。回到制造上来，近年来虽有各种变迁，大多数学生仍被培养成制造业的人才。

总体来说，德国只有30％的适龄青年上大学，而且在大学时期一般要淘汰近三成。学生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分流：一部分有志于上大学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再学习4年，一直读到13年级，直接升入大学学习。另外一部分有志于技工等工作的学生，则进入职业学校，再读3年后就业，也有人进入大学学习。这部分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进校后，要签订两份合同：第一份是与学校签的培训合同。合同规定经过3年的培训，学生应达到什么水平；第二份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学生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合同规定，学生边学习边在企业中实习，一定阶段后还开始拿工资。基于各行业技能要求和难易程度不同，理论课和实践课的课时要求也有所不同。对实际操作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学生每周要到企业学徒4天，到学校上理论课一天。

有关专家认为，学员在职业学校可以将理论知识很快转为实践，这样学生可以找到很多乐趣。其次，学员也逐步完成由学生到社会人的过渡，如表现好的话，还可在实习期后直接在实习企业由学徒转为正式工，省去找工作的麻烦。

德国人比较实在，因为职业学校可以拿工资，而且还很快融入社会，所以大部分学生愿意上职业学校。而德国的大学学制相当于我国的本硕连读，学生毕业平均年龄27.5岁，而且有很强的淘汰率，所以大学的吸引力并不强。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20多年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1倍多，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多。2004年，中国GDP达到1.6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5%，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9％，略快于2004年的9．5％，而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估算，仍旧高达9%以上。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经济体所能取得的高增长速度，于是不少专家学者纷纷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但是仔细分析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其中蕴涵的几个巨大的缺陷。
　　
　　其一、“中国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什么本土化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极其缺少本国的世界级名牌。
　　在2006年11月份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总理为中国教育界老是冒不出大师人才而焦虑。温总理是这样说的：“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的，建国50多年来，改革开发20多年来，我国实在是举不出几个取得世界级成就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仅是在学术界缺少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在经济领域，中国又何尝不是同样缺少世界级的名牌啊？
　　汽车，我们炫耀的是大奔、宝马，它们是中国的公司吗？衣服、运动鞋我们骄傲的是阿迪达斯、耐特，它们是美国公司的产品；占领中国手机市场大部分份额的依旧是外国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品牌；最受我国消费者青睐的打印机是外国公司的爱普生、惠普等产品——–关于外国的世界级名牌，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可是要是某个人要我们举出几个中国企业生产的，在世界上响当当的产品时，可能大部分人会无言以对，搜尽脑汁，恐怕也举不出几个象样的世界级名牌，
　　
　　其二、“中国经济奇迹”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而不是内资企业取得的。2005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总量占了全国出口总额的60%，2005年度“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显示，在2005年中国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达148家，外资企业数量占了七成多，进口榜单中，外资企业达130家，外资企业数量占了六成半。
　　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依赖症状越来越明显，美国华裔经济学黄教授在研究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在0.29和0.58之间。这样一个比例十分接近于目前世界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等。不过，其中区别在于，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容易形成外资依赖，而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比例达到这样的高度，却是非常反常的。即便是在经济更为自由化、更为开放的许多国家，如美，英，德等国，内外资比例也远低于中国。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19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1990年代，韩国的这个比例是1.1％；台湾省是2.8％。而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发现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阴影，它在本土化内资企业方面做的极差，将近30年的快速发展的结果，却是中国根本就缺少世界一流的著名企业，也缺少知名的世界级名牌，反而是外资所占国民产出比例越来越高，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依赖外资外贸。所有这些现象使得“中国经济奇迹”与经济史上经典的经济增长案例，如美，德，日等国曾经的经济大发展有着极大的不同，它们的经济成就不仅主要是依靠本国内资企业的发展取得的，而且也相应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世界一流大企业和世界名牌，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德国的西门子电器，日本的丰田汽车等。可是在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明显痕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极其反常的经济现象，不竟让人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心生疑虑。
二、中国经济奇迹：经济半殖民化的结果？
　　
　　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乔治.尔波近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原文发表在2004年7-8月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尔波提出的观点有两个方面。首先，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所谓“中国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就美国自身的利益而言，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中国大陆的相互往来，而不是退避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中。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产生什么世界一流的企业，反而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因为同周边的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技术上是一个落伍者——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不同，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印度或巴西。这是为什么呢？吉尔波先生提出了下列论据：
　　1、 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这些企业极其依赖进口设备和技术。
　　2、 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和地区市场的彼此封闭，妨碍了国内民营公司引进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陆的公司正在失去他们在国内的竞争优势。
　　3、 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加注重发展本土科技，本土私人企业，因此能够夺取更高端的市场。
　　因此尔波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对外资企业存在着的巨大依赖，中国未来的竞争力要比相邻各国弱得多。与尔波于中国经济看法想对应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气势咄咄逼人的发展形态，它们不断攻城掠地，抢占市场，合并中国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在高科技领域：如手机行业，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大部分从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早已从中赚够了。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随着外资的延伸，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业内有人指出：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终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改革开放初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其可能带来的鲶鱼效应，希望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充分刺激中国企业的活力，使得中国企业在外资企业的刺激作用下，可以更好，更快的发展。所谓鲶鱼效应来源于这样一个故事：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不少渔民都以捕捞沙丁鱼为生。由于沙丁鱼只有活鱼才鲜嫩可口，所以渔民出海捕捞到的沙丁鱼，如果抵港时仍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倍。但由于沙丁鱼不爱动，捕上来不一会儿就会死去。怎么办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渔民误将一条鲶鱼掉进了装沙丁鱼的鱼舱里。当他回到岸边打开船舱时，惊奇的发现以前都会死的沙丁鱼竟然都活蹦乱跳地活着。渔夫马上发现，这是先前掉进去的鲶鱼的功劳。原来鲶鱼进入鱼舱后由于环境陌生，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挑起摩擦。而沙丁鱼呢，则因发现异己分子而自然紧张，四处逃窜，把整舱鱼扰得上下浮动，也使水面不断波动，从而氧气充分，如此这般，就保证了沙丁鱼被活蹦乱跳地运进了渔港。后来，渔夫受到启发，每次都会在沙丁鱼的鱼舱中放几条鲶鱼，这样每次都能把鱼鲜活地运回海岸。渔夫的这种做法后来被经济学者们总结成了“鲶鱼效应”，并将其作为一种竞争机制而引入了经济环境中。如果一个组织内部缺乏活力，效率低下，那么不妨引入一些鲶鱼来，让它搅浑平静的水面，让“沙丁鱼”们都动起来。“鲶鱼效应”在组织管理上的有效运用，会带来出乎意料的效果。
　　可是外资企业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鲶鱼效应”并不明显，国有企业依旧是大规模亏损，中国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在外资企业——这条鲶鱼的刺激下，经济活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反而是外资企业带来的“食人鱼效应”越来越明显，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并购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外资企业实际上，到2003年底，已经有将近60%的出口来自外资生产商，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近80%。新近发布的2005年度“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显示，入榜外资企业占榜单总数七成席位，比2001年增加近二分之一。“外贸200强”中，外资企业占据七成席位，这反映了由于缺乏国际一流品牌和知名企业，我国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不得不扮演“世界打工仔”的尴尬处境。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依赖于外资外贸，外资的渗透率偏高，在本地企业方面做得比较拙劣，也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所有这些现象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那些经济史上堪称经典例子的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过程有着极大的区别。
　　而且外资在中国经济领域内的攻城掠地不仅是针对企业而言，也可以是对于地区来说的。对于很多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越来越依赖于外资的投入。患上了“严重外资依赖症”的上海和苏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也是外资在国内投入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使得它老是以吸引了多少家世界500强企业为炫耀资本。据有关统计,2006年上海吸引外资势头未减,2006年一、二月份,上海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17家,同比增长17.46%；合同外资金额达15.5亿美元,同比增10.58%。而在2001年,上海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458个,同比增长35.5%；合同外资金额达73.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 4%。外资的大量进入,在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外资了。据安邦分析师从上海了解,在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各种形式的外资所占比例已经非常之大,而国企及民企的作用已经相对降低。因此,上海官方表态,“上海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这倒不是谦虚,而是事实。苏州，这座中国经济的明星城市，更是被大量的外资企业给硬生生托起来的，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目前外资经济占苏州的比重有多大？官方资料是50-60%，但是谁都可以想象，离开外资经济，苏州会是什么样子。
　　同样不仅外资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我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也在急剧升高。对外贸易依存度（foreign-trade dependence, FTD）是指一国或地区在某年内进出口商品总额（EX＋IM）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一般相对平稳，无论是发达经济大国，还是发展中经济大国，大体呈现一个上下波动、升降交错发展态势，而且基本上稳定在一个较小的变化幅度之内。美国从1978年的14.9%，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25年间变化幅度不超过7个百分点。日本则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以下。印度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的变化范围内，到21世纪初大体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巴西变化幅度比印度稍大一些，但也只在11%-23%的幅度内波动。而中国则呈现出一个连续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每5年就上升一个台阶，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70%，2005年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77%。
　　
　　一方面是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主要依靠外资的流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怀疑，难道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其实只是经济半殖民化的结果吗？
三、对外资依赖性太高，中国经济逐渐丧失主动权
　　
　　毋庸讳言，20年来，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年上升，已连续10年成为吸引外资数额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中国经济打破僵局、起步、繁荣以及近年来维持高速增长的贡献显而易见。但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异乎寻常的高。权威调查显示，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多出日本30倍；同时，中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保守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整体已高达60%以上，一些发达省份则更高。200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60%以上是由FDI控制的加工制造产业。
　　这些由FDI推动的高速的进出口额增长，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尤其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国家的科技进步，是否有所增益呢？最近，一份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令我们沮丧的结论：由于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而且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进口的技术，因此这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其实，国内学者早已提出，因为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领域存在一个无法模仿和学习的“黑匣子”，我们最初期待的FDI所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事实上很难发生。这和企业界人士两年来大声疾呼的“警惕中国经济拉美化”的声音不谋而合。上个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大力倡导对外开放市场并发展以加工贸易推动进出口为特点的“外向型”经济，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由此高度控制拉美国家经济，还将形成的大量利润转移并带回本国，进而导致拉美国家普遍的“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而当“外资”找到更好的投资地并大规模撤离时，拉美国家的经济也迅速陷入低迷。
　　 “鼠标现象”精确地表述了中国目前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讲述了一个故事：Wanda牌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的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还要高出很多。
　　分析人士对此的评价是，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这样，中国的加工贸易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局面，而结果则是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缓冲期的结束，以前的中外合资模式已经过时了，FDI目前更倾向于“独资”模式。显然，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中国企业应该拥有真正决定企业竞争力的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是在相当“外资化”的中国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这个目标看上去既遥远又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进出口部门、地方政府等等利益集团，仍然拥有维持这种“加工贸易”经济模式的动力和借口，比如它带动了就业、拉动了经济增长等等。对于这种只顾眼前小利、不顾国家长远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
　　众所周知，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同时，中国还没有一家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这个“制造业基地”的诞生，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慷慨地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同时中国有着目前看来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一旦发生在拉美国家的“外资大撤离”同样发生在中国，那又该怎么办？到时，除了废墟，残墙断壁，大量的失业工人外，我们还能剩下什么？中国经济到时靠什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外资依赖症”使得中国的内需不旺
　　
　　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政府提出了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可是要靠什么才能来扩大内需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消费支出来源什么？消费支出还不是来源于收入，没有收入，何来消费，收入不提高的话，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怎么可能会提高呢？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来源于什么？毫无疑问收入来于产出，收入来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产品的生产。故要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就必须扩大产出，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扩大内需，最根本的途径就要先扩大内产，只有先扩大内产，内需的扩大才会是有源头的活水，才会有坚实、长久的基础。否则，内产不振，谈论扩大内需，只能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吧了。而过度的“外资依赖症”恰恰是中国经济内产不振，进而造成内需不旺的重要原因。苏州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例子。
　　
　　苏州名声响却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经济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并不富裕。
　　通常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为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这个差距太悬殊了。由此也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多数苏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什么突出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2004年苏州市区人均消费支出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苏州房价、水电气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活成本激增。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对于改善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还要应付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方面的应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外资企业来拉动GDP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为此，有位学者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产业结构的弊端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较多地区的居民就该有较高的收入，但苏州GDP总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吃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苏州、昆山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
　　时至今日，苏州已经演化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最大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于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外资可能是因为你这里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将来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外国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投资。
　　这种经济模式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会使本土工业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苏州的民族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苏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私营等本土企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而且本土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如外资企业。到2004年国有工业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38％，而外资企业占48.9％，大量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二次就业，其中大部分在外资企业打工，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末有54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成了“打工仔”。
　　苏州的情况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外资依赖症”形成。外资多，只不过是GDP的帐目好看点，而实际上我们赚的是非常微薄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世界打工者的角色，依靠这点微薄的加工费，老百姓怎么来增加消费支出，依靠这点低廉的收入，中国的内需又怎么能来扩大呢？而且外资的大量涌入在占领我们市场的同时，我们往往容易对其造成的一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GDP的高增长率而沾沾自喜，陶醉其中，而看不到外资企业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中国，他们的销售市场也没有留给中国，中国赚取的其实只是可怜的加工费，还要看人脸色行事，而且也极大地忽视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情况，忽视本土行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中国内产不振，内需不旺的局面。
五、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重大变化
　　
　　因此，中国要想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办法促进内产的发展，促进中国本土内资企业的发展，要尽快摆脱“外资依赖症”的不良影响，只有中国的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钱包才能鼓起来，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以后，才会真正，长久地增加消费，从而扩大内需。可要想促进内产，最关键是要转变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主动力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转移到本土民族私人企业上面来，不仅要把民营经济当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而是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角色和根本基础来看待，只有最广泛地促进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才会有根本的保证，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哪个不是主要依靠本国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才取得的。
　　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政府及国有垄断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相当低效率的，它的投资活动固然会增加当期的需求，可是对于增加持续性的产出和就业，却是没有多大用处，它根本不可能支持起一个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从另一方面看，经过这么20多年的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活动，外资外贸在我国的经济产出中已经占具了相当大的比重，工人工资在逐步增加，汇率也在小幅度上升，外资外贸的边际收益也越来越低，想要再上一个大台阶已经很困难了，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就是中国外贸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比率的明显信号。当政府及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被逐渐耗尽后，本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却又因为政府的歧视和限制而无法持续发展壮大，无力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马车，那么要是中国的政策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的话，此后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经济增长率会大大放慢，中国奇迹可能就此结束了。
　　而且纵观世界经济历史，有哪个国家是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或外资来实现国家富强、经济崛起的吗？美国、德国、日本，哪个国家不是主要依靠内资民营企业才实现经济崛起的？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福特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大众公司，日本的丰田公司，索尼公司，这些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哪个不是本国的内资民营企业？依靠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带动技术进步、带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不可能依靠外资企业，也不可能依靠国有企业，我国对汽车国有企业保护了几十年，可结果是汽车国有企业却几乎几十年没有任何进展，不得不又开始搞中外合资企业。阿根廷对国有的计算机企业进行了10多年的保护政策，可结果是国有计算机企业死气沉沉，毫无创新，最后又不得不开放市场，可见，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不可能依赖与国有企业的，而我们又很难完全相信外资企业，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很强的游离性，往往追求只是成本的最小化。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仅要问：数年后，当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成本上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资企业撤离出去后，可怜的中国，你靠什么？靠国有企业吗？大面积亏损，死气沉沉，毫无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可能依靠它呢？靠民族私人企业吗？已经被政府严重限制和盘剥的奄奄一息的民族私人企业自身难保，还有力量创新，还有能力支撑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吗？所以中国政府，请擦亮你的双眼，理清自己的思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由依靠外资外贸和国有垄断企业转变到大力发展内资民营企业上面来，培育扶植发展壮大我国的民营企业之路，才是实现经济腾飞，国家崛起的正途！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之路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中国经济要想赶超西方经济强国，就要摆脱新自由主义和贸易比较优势的理论影响。19世纪处的美国人少地多，耕地多的是数不过来，价格极其低廉，可它也没有按照贸易比较利益理论来发展经济，光光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业，而是在被加拿大人称只为“爱国狂”理念的刺激下，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力发展工业的强国措施，此举被当时欧洲不少的持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嘲笑，可是仅仅过了50年，美国就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德国最应该发展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是德国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来行事，反而偏偏大力发展钢铁、煤炭、化工、电汽、机械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力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结果了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在20世纪的初期，德国经济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德国是最大的钢铁机械产品出口国，而德国生产的染料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0%，电气产品站了35%，化工产品占了30%，机床占了30%，内燃机占了17%。
　　美国，德国等国的经济快速发展都是发生一个相对落后的环境里，二者都没有按照自由经济学说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行事，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世界级大企业和知名国际名牌。为什么没有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反而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呢？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什么地方？在这里也不准备展开细讲，西方贸易比较优势理论针对其实是某些先天的，无法改变的行业，如书上经常举的农业种植业和葡萄酒等行业，但对于后天发展起来的工业就完全行不通了，工业完全是通过人们后天努力才发展起来的，它并不依赖于什么不可改变的先天条件。比如说英国可以造钢铁机械，美国，德国难道就不能造刚铁机械吗？英国的工业产品先进，技术水平高，但是美国，德国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造出同样先进，技术水平一样高的工业产品，甚至可以造出更加先进，技术水平更高，价格更低廉的工业产品。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对这种他称之为“杂货店老板”的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给予了批判，提出了有名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富强的原因根本在于生产力的增进，而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在于国民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笨，可为什么人家不老老实实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行事，而通过依靠促进本国私人企业的大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崛起，难道中国就不可以吗？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老老实实按照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扮演低微的世界打工者的角色，拼命赚取那份可怜的微薄加工费，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活？我们是时候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了。 
 

你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吗？你看过他所著的《我的奋斗》吗？你知道希特勒是个民选总统吗？你了解他上台后德国的经济发展吗？你读过希特勒在大战前对英法的政治策略吗？　　你细心研究过2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争动员和战争进程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想你不难知道，他的确是个天才，一个狂热的日尔曼民族主义的天才，他将一个变成废墟的国家重新建设成了一个强国他利用政治并不解刃的占领了6个国家，他改变了百年来人类战争的形式　　他和他的天才将军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你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的人民怎样的军队！一支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军团在几个月内摧毁了波兰将近20多个师的力量。在不到半年内使得苏联军队损失了260个师,要知道战争开始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只集结了170个师！斯大林在2战结束后不得不对世界说：在2次大战中，我们不得不重新组建了军队,他们和我们中国军队一样的优秀，这是我对世界上所有军队最尊敬的称赞。

    可惜的是，他不仅仅是个天才，也是一个疯子，一个民族主义疯子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令人发指，所以，他才失败，他不可能不失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注定要在冬天破灭。

    历史。又是历史。永远说不尽的历史。中国史、外国史、人类史、自然史，浩如烟海，吾生也有涯，历史也无涯。既然不能穷尽所有的历史知识，那就应该挑选那些对我们特别有借鉴作用的篇章来细细攻读。毕竟，以史为鉴，才是读史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清朝以前的中国人不学外国史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清朝以后的中国人还不学外国史，就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了。原因无它，世界全球化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就无法领会外国的文明，从而深入地了解对方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这样就给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但外国史说起来也是汗牛充栋，其中真正特别对中国人有借鉴作用的精华，都有哪几段呢？我个人认为，公元前500－300年的希腊史、公元前500－公元400年的罗马史、公元15世纪以来的欧洲史，以及公元17世纪以来的美国史应当是重点，其它时段和地区的历史对中国的借鉴作用不大，很难活学活用，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前进。古代的事情说来话长，先讲讲一位我们对其名字十分熟悉，但对其个人可能并不太了解的近代人物吧，这就是在60年前曾经震撼过整个欧洲的德国政客阿道夫•希特勒。很多现代人简单地把他想象成疯子和魔鬼，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这个奥地利人如何能够获取德国的政权？他怎样使德国从一战的废墟中重振雄风？他何以长期受到德国人民的爱戴？他失败的原因究竟又在哪里？我并不想写什么长篇大论，普通历史教材上都有的内容，在这里就不多提了，侧重讲一讲，据我所知，希特勒的某些特点和逸事。

1、“我的母亲为德国人民生下了一位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 

围绕希特勒的许多谜团至今还没有揭开，但他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清楚的。他年轻时的情况很普通，学习成绩一般化，想当艺术家，但得不到家人的支持。直到父母去世之后，他才得以去维也纳求学，结果却被几个犹太籍教授拒之门外。后来他去了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在首府慕尼黑做了些杂事，然后参军入伍，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军队中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他沉默寡言，烟酒不沾，没有什么爱好，显得非常不合群。但对于上级的指示，他坚决服从，作战勇猛，因此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希特勒引以为荣，终身佩戴着它。后来，他在法国军队的毒气战中受伤，回国休养。还没等到他病愈出院，德国就宣布投降了。原因倒不是因为德国人在战场上输得多么惨，而是因为国内经济崩溃，导致市民暴动，把皇帝赶下了台。总之，包括希特勒在内，德国人普遍输得很不服气。但比起惨造瓜分的盟友奥地利和土耳其，他们的境遇还算可以：只丢失了少量领土和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青岛)，然后就是得支付战争赔款。 

战争赔款的数目惊人的大，德国经济很快就陷于破产的境地，而战胜国政府却死活不肯减免债务。德国人只好靠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这种割肉补疮的自杀性政策来苦苦应付，马克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废纸，失业率节节攀升。上百万人在街上游荡，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骚乱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人民对政治的兴趣空前地高涨。 

在此期间，被现实扫荡了一切就业幻想的希特勒也开始认真地思考政治问题。他此时的思想很像是一位典型的愤青，脑子里非敌即友。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他相信有人在蓄意破坏德国经济。只有消灭这些敌人，德国才能重新振兴。这些敌人是谁呢？首先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却宁肯放高利贷，也不愿意拿来创办企业，为社会制造就业机会，为富不仁；他们的服装和信仰与其他德国人格格不入，相互间又结成关系紧密的小圈子，自绝于主流社会；而且他们以前得罪过希特勒，但这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对犹太人的迫害由来已久。其次是英、法、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脑子里只有钱，毫无人道主义观念。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希特勒一人：他很快找到了几个志趣相投的伙伴，秘密组建了一个小政党“德意志工人党”，当时的党员只有7个人。 

想实现伟大的复兴，德意志民族还需要建立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被基本上摧毁了。希特勒和他的同志们为此引进了“雅利安人”的概念，但它被历史界证明是错误的：现代德国人与公元前1500年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虽然同属印度－日耳曼语系，但相互间充其量只是远亲的关系。不过希特勒他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考据学家，“雅利安人”这个词，被他们简单地等同于日耳曼人－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肩负着拯救整个欧洲，整个西方的神圣使命。 

要全面了解希特勒思想理论的根源，有两本书不能不读：一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剧本《尼伯龙根的指环》，二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史评《西方的没落》。前者以浪漫而血腥的笔调塑造了大量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形象，后者则首次以世界的眼光阐述了人类文明史，并指出西方世界有即将没落的危险，并隐讳地表示日耳曼民族是拯救西方的唯一希望。此外，尼采的“超人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对希特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他未必全部通读过这些名著(《尼伯龙根的指环》他肯定读过许多遍)，但它们的主体思想在报刊上无处不在。 

“德意志工人党”在1920年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希特勒于1921年当选党主席。随着该党的飞速发展，他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他终身如此)，于1923年10月8日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推翻巴伐利亚州现政权，结果被警察轻松地镇压了下去，16名纳粹党徒被击毙，上千人被俘。希特勒虽然幸运地逃了出来，但看到自己苦心经营数年的政党毁于一旦，他深感绝望，一度打算自杀。但在亲友的劝说下，他最终主动向警察局自首，并以人民英雄的姿态在慕尼黑法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出色的辩护。全德国媒体都给予此案以极大的关注，希特勒对无能而腐朽的政府痛快淋漓的批判给广大人民出了一口恶气。虽然被法庭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仅仅过了9个月，当局便迫于媒体和人民的压力而将他提前释放，一颗政坛明星从此在德国冉冉升起。

2、“我的一切成就都是用演讲取得的。” －－希特勒 

1926年，希特勒发表了他毕生唯一的作品《我的奋斗》。由于在二战后遭到严禁，如今已经很难看到此书的全本了，只有其中的某些语句偶尔会被人提起。我们最好不要断章取义，还是从希特勒的演讲录音中寻找他发迹的答案吧。 

希特勒的口才与精力极其惊人，他曾创下了在一年内竞选5个不同的职位，7天内拜访20座城市，一天内公开演讲10次的记录。几乎每次演讲都是脱稿进行，而且针对各地选民关心的不同问题，他演讲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在当今这个时代，像他那样的演说家已经很少见了。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巴伐利亚的奥地利人，他的德语普通话能讲得如此标准，实属难能可贵，这也说明了他在演说方面花的功夫。 

希特勒的演讲有很多不同与别人的特点：首先，他在演讲前一定要沉默很长的时间，一直等到群众由闹到静，又从静到叽叽喳喳时，才开始发言；其次，他演讲开始时语调极其平缓，但很快就激昂澎湃起来，伴随着手舞足蹈，还经常掂起脚尖，几分钟内就可以达到歇斯底里的境界；再其次，他的演讲从来不超过半小时，往往只有十分钟左右，在此期间，他不会给听众任何打瞌睡或织毛衣的机会；最后，他演讲的内容相当简洁，提到最多的就是“德意志”、“国家”、“民族”、“振兴”、“正义”、“敌人”、“形势”、“斗争”、“成就”之类的词，从来不引经据典，只谈论现代的事情。在他牙缝里冒出的每一个字都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气息，令从幼儿到老者的全体人民都为之热血沸腾，那种疯狂的场面使得文革都黯然失色。 

让我们来看一段他演讲的摘录： 

“德意志，人民们，同志们。在今年1月，英法等国对我党、我国提出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我从不相信外国人的援助！从不！我从不相信那些来自我们国家与民族之外的所谓援助！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那些所谓的外交和非政治性援助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坏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败坏我们民族的斗争意志！在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和协议里，也隐藏着同样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希特勒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府只为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那些我们永远的敌人，德意志永远的敌人，从他们的舌头上流出来的只能是谎言！任何与他们合作的企图都是对德意志民族的背叛和犯罪！背叛和犯罪！我们将和这些无耻的、邪恶的敌人们斗争到底！斗争到底！直到永远！直到彻底消灭他们为止！……我们已经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无数的成就，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德意志人民！……”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叫好声贯穿了他的整个讲演过程。 

如果我们把里面的“德意志”一词改成“中国”的话，这篇演说是否让人看起来眼熟？它是否也会在近现代的中国获得同样大量的支持者呢？这种极度排外、惟我独尊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想，与一战后德国人极度的失落感截然相反，但又紧密相连，它们形成了一把利剑的两道锋刃，都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当时有报刊曾经这样评论希特勒：“此人正在用演讲杀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句话的高瞻远瞩。但我不想单纯指责希特勒本人，德国后来的纳粹化并不取决于他的这种思想，而取决于全国人民对于这种思想的认同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就是在捷克、丹麦、波兰，甚至法国和苏联，都有希特勒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在当时，那是一股席卷全欧洲，甚至半个世界的浪潮。谁应为此负责呢？恐怕不只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几个人吧。如果不是当时的世界秩序缺乏公德和仁慈的话，如果没有英、法、美等国对德国赤裸裸的无情剥削，如果不是魏玛共和国把经济治理得一团糟，并且还不断丧权辱国的话，这种思想浪潮在德国绝不会有供其生长的土壤。人民会对希特勒的演说无动于衷，甚至大加嘲讽，而他也只好重操旧业，到街头去卖画了。以他后来执政时表现出的艺术水准看，他如果一心扑在绘画上，也许还真能成为艺术大师呢。众所周知，这种人的精神状态一般都与常人有所差别。 

希特勒的演讲才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录音中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向群众们灌输的理论并不多，无非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已。它们与其说是政治演说，还不如说是一位军官的战地动员令。这种演说的方式，其实是他从一战的战壕里耳濡目染，逐渐总结出来的。当年腼腆而沉默寡言的那个老兵，经过在二十年代不断的摸索，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够控制听众感情的演说大师。纳粹党早期，他在政治运动中经常显得手足无措，当年军队里的上司就评论他缺乏组织才能，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他早年的贫寒生活既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负担。资本在于，他能够想工农群众之所想，急工农群众之所急。工农群众很容易就把他看作自己人，他在演说中也常常提到这一点。负担在于，他长期摆不起领导官员的架子，总是时而和劳苦大众称兄道弟，时而又像一个摇滚歌星那样四处为崇拜者签名合影，其形象与一位重任在肩、深思熟虑的大政治家很不相称。虽然时间像一条滴在顽石上的水流，逐渐改变着这一点，但他平易近人的作风直到死都没有改变过。 

大选毕竟不是光靠熟练的演讲就能赢得的，希特勒和纳粹党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施政才能。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生活几乎全无着落，雇人的单位少得可怜。无论是保守党、社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知道在议会和刊物上互相批评，“主义”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都拿不出来。纳粹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别人争辩理论的它，此时几乎被建成了一个大公司，党员们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产自救的活动中去：有搞市场情报的，有搞推销的，有搞组织的，有搞运输的，有搞培训的，有搞财会的，对穷人们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简直和宗教组织或红十字会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们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工人们不领工资－反正此时马克的价值同废纸一样－而是领大锅饭和一些实物补贴，比如衣服、工具之类，还负责介绍福利住宅。对劳苦大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啊！负责发放大锅饭的纳粹党员一边往穷人们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边淳淳善诱地对他们说：“您瞅，咱们这国家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要物资有物资，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可说起这经济，咱就能搞成现在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当权的都被帝国主义收买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的，其实个个不都是卖国贼的小走狗吗？这些混帐xxxx蛋全都是德国人民的公敌！啥时候咱们希特勒主席上台了，啥时候咱们这苦日子才能有盼头哇！”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对他们的再生父母－纳粹党感激不尽的泪水中，1932年德国总理大选的胜负就已经很清楚了。 

3、“德意志从此觉醒了！” －－希特勒 

虽然在总统大选中以36.8%对53%的票数差距输给了兴登堡，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运气一直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他于1931年组建的右翼政治联盟“哈尔兹堡阵线”的协助下，纳粹党在1932年的两次议会大选中连续获胜：7月31日大选，选民投票率84.1%，纳粹党赢得了37.3%的票数，获得议会608席中的230席；11月6日大选，选民投票率80.6%，纳粹党赢得了33.1%的票数，获得议会584席中的196席。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主席，他于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任命为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总理。从希特勒当选的过程来看，应当说是完全民主的：一年内连续两次大选；选民投票率均远远超半数；不存在用暴力威胁方式拉选票，或计票时舞弊的情况；无任何政党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第一大党靠组织联合阵线获胜。严格地讲，希特勒在选举中确实有过一些反民主的言论，比如攻击社民党、基督教人民党等政党混淆概念，是一丘之貉，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所以应当被取缔之类。但说实话，这些也都不算太出格，大家都以为他只是情绪过分激动而已。 

希特勒的另一个好运，在他被任命为总理以前就来到了。1932年6月17日至7月9日的洛桑善后财政会议，在德国支付了531亿金马克以后，首先是二月份的国际裁军会议的终止了所有战争赔款，让希特勒政府大大减轻了未来的财务支出负担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而且，纳粹党的执政还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并不拥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这些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希特勒执政后的几个月内，德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先是2月初的国际裁军协议，按照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不得拥有超过10万陆军和15000海军的部队，而德国后来显然违反了这项协议。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后来松口到20万士兵，但德国还是不同意，会谈在10月份破裂；2月27日，柏林发生了“议会纵火案”，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伯被认定为罪犯。次日，兴登堡签署总统令，宣布因为发生了针对政府的严重恐怖主义案件，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魏玛共和国至此与它的宪法一起宣告寿终正寝。被责成管理全国事务的希特勒总理于是向议会提出并成功通过了一系列的授权法案，最后把议会的所有权力都剥夺了。共产党及除纳粹党外的其它政党相继被宣布为非法邪党，大量党员被逮捕；3月5日，旧工会也被政府通过议会表决，宣布解散，并立即被改组为“工人阵线”。6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货币经济会议因罗斯福的反对而破裂；7月，在墨索里尼的发起和主持下，英、法、德、意四国会议圆满结束，按照该会议决议，德国与英、法、意三个欧洲的一战战胜国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军备权；9月，意大利又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10月，德国加入国联；12月，在国际裁军会议上，德国同意把军队人数控制在30万以内。同年底，戈林与希姆莱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简称“Gestapo”，即“盖世太保”。 

应该说，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反对党被不违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缔了，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了正常运转，德国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权。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都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魏玛共和国的14年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丧权辱国的灾难，人民生活水准比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对这个民主政体及其政党并无好感；旧工会连起码的就业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争取不到，更遑论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数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以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亲手设计和主持下，人类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绝后的伟大经济奇迹开始了。 

由于战争赔款已经终止，新版的德国马克币值也很容易地保住了稳定。现在，希特勒要解决的主要经济问题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呢？大凡有些志向的独裁者，历来都重视建设基础交通设施，秦始皇治驰道，隋炀帝开运河，斯大林建水库，希特勒当然也不例外。德国这地方盛产工程师，自1928年起，各种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就已经纷纷出台了，但总是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而作罢。希特勒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因为德国人当时穷得叮当响，连能否保住饭碗都有问题，根本没钱买汽车。但希特勒还是决定拉紧裤腰带来加以支持，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必须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车，不然汽车就是造出来也没地方开。何况高速公路可以创造大批就业机会，而高失业率又使得当时德国人的工资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众议，跑遍全国各地，喊了许多口号，四处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时候，口号比钱还管用，德国人民真的不计报酬，不讲待遇地跟着他们的领袖，以军事化的纪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Fuehrer(领袖)：这个词一直被错误地翻译成“元首”。这是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身的希特勒给自己取的新称呼，目的就是贴近群众，不要像“主席”或“总统”那样，显得太贵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在这三年内，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无疑远远超过了100%－当然这也得益于大量旧工厂重新开工，世界经济复苏等客观因素，而德国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监狱的那些犹太人和反对派以外。更加惊人的是，希特勒实际上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决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工资上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工人，三年前还在下岗，为了每小时工资只够买一块面包的临时工岗位，你和你的左邻右舍争得头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却坐着豪华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阳光假日去了。工薪阶级有权并有钱出国度假，这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英国没有，美国没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纳粹德国就有。随着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种造车厂、修车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在比较飞机和飞艇之间的优劣，以决定他下一个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应该叫做“大众飞机”，还是“大众飞艇”呢。当然，希特勒热衷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累实力。他曾经说过：“人民需要度假，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坚定的精神状态。”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带着秦始皇“帝万世”的豪情壮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 

4、“政府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好的政府必然有一支好的宣传队伍，一支好的宣传队伍也必然代表了一个好的政府。相反，一个没有好的宣传队伍的政府，就像一支没有好的政府领导的宣传队伍，是必然站不住脚的。” －－戈培尔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这个人的样子很有趣，一副瘪三似的尊荣，与脑满肠肥的戈林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女性的气质，而且还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貌打扮，让人不由得怀疑他是不是个同性恋。但他妻子为他生下的11个子女，清清楚楚地说明人不可貌相。由于希特勒从来不带爱娃•布劳恩到公开场合露面，戈培尔太太实际上就扮演了纳粹德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如果每个德国妇女的生育能力都像她们的第一夫人那么强的话，那二战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得而知呢。 

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恋爱关系形成于1931年。但即使是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以后，她也没有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以至于总理府的卫兵都把她当作外人。一次晚餐时，有卫兵听见爱娃对希特勒喊：“阿道夫，吃饭啦！”大为吃惊：“哪里来的疯丫头，敢直接叫领导的名字？”很长时间，都还有人以为，爱娃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位远房亲戚。说实话，爱娃的相貌并不出众，对政治一窍不通，智商似乎很一般，仅仅是个喜欢时髦打扮的普通女孩而已。希特勒在她身上花的时间也很少，不算冷落，但也不算宠爱。与和爱娃促膝谈心相比，他好像对带着自己的大狼狗在山林和花园里散步更感兴趣。在和漂亮的年轻女士坐在一起看电影或文艺表演时，他的举止总是显得有些局促而害臊。 

和大部分独裁者一样，希特勒对艺术特别地关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建筑工程师，谁要想否定这一点，倒还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才能，后者显然会容易些。似乎直到当了总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台了，我就去当工程师！”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还亲身参加设计了许多的社会、体育、文艺场馆和水利设施－决不限于题个词，剪个彩，听听报告，拍个桌子之类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图纸，分析数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直至二战结束为止，大部分他参预设计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罗陀大坝，目的是排干整个地中海，化碧波千里为万顷良田(另外，这样英美的潜水艇也就进不来了)；不列颠大桥，现在这个计划已经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时期的巴比伦和雅典为范本，重建整个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亚(他按拉丁语给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将比罗马、巴黎、莫斯科和伦敦更辉煌，更壮观……即便是当时已经完工的建筑，在二战后也大都被盟军用炸药彻底铲除，只有几个文艺场馆，因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希特勒的艺术口味是相当保守的，或者说，是相当古典的。当时，抽象派艺术已经风靡整个欧洲，而希特勒对此极其反感，他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黑鬼化”的艺术，矛头直指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后者的艺术和政治思想都与纳粹背道而驰。希特勒看到当时的艺术有严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倾向，所以呼吁艺术界以希腊、罗马为准则，进行第二次古典文艺复兴。对于那些还顽固不化，坚持“黑鬼化”下去的艺术家，希特勒说：“他们的作品是Mist(德语，即英语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译了吧)，应该被扔到Mist应该去的地方去。”历史证明，政治家对艺术过分关心，往往既是艺术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个人的看法，希特勒当年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错。二战后，世界艺术与东西方的古典艺术完全背道而驰，即便不说是“黑鬼化”，至少也也严重“非洲化”了(当然，你要是觉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画展里满眼丰满的乳房和臀部比起达芬奇、莫扎特来是进步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就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电影界迎来了它不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绝后的辉煌时期。德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导演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们发明的许多拍摄技法好莱坞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为纳粹党拍摄的几部记录片堪称经典，开创了大场面电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当数他为纳粹党设计的旗帜和制服。象征社会主义的红色，象征民族主义的白色，还有那醒目的钩形图案，在党旗上如此和谐地凝聚在一起，让人一见便终身不忘。灰黑色的头盔、大衣、长筒靴和粗皮带组合起来，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威压感，让敌人一见便胆战心惊。没有艺术造诣的人，就像中国的汽车外形设计师，是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创意的。 

希特勒的思想在继续“形而上”地发展着。他决心以自己的口味改造整个西方世界，一切都要被重建，最终目的就是造就以“新人类”为主体的“新世界”。他厌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死，这样德意志才能生！”)，但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他理想的“新人类”必须比“旧人类”更智慧、更强壮，稍有遗传学或配种学知识的人，都应当知道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希特勒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大量的残疾人被隔离，被禁止生育子女，甚至被处死。为了同样的目的，全德国的居民都被责成编写本家的族谱，以证明自己纯正的“雅利安”血统。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最厌恶的种族－犹太人来说，末日也同时降临了。人类的尊严在集中营里荡然无存，受害者遗体的最终归宿是成吨的肥皂和假发。而在行刑时，凶手们的心中甚至还产生了近似于完成神圣使命的荣誉感：没有了这些污浊的犹太丑类，人类未来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宣传的盛大舞台。那是一届高科技的奥运会，场面前所未有的壮观。这次演出的高潮其实在揭幕式上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外国运动员－其中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波兰人……这些德国未来死敌的运动员们，集体向观众席上的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们行举臂礼。它也同样是希特勒的独创，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极其时髦的礼仪。纳粹德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制作的纪录片，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尽管德国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输给杰西•欧文斯让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绝和这个美国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官方抗议，但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第11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已经令德国人民对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涨，同一个声音在全德国各地响起：“Heil，Hitler！”(赞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时突然意外去世的话，必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1937年，希特勒在视察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时，突然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看着吧，德国经济很快就能达到足以支撑战争的规模了！” 

这次，他仍然是对的。